纳尔逊·曼德拉谈甘地

神圣战士，纳尔逊·曼德拉谈甘地
来源:《时代周刊

纳尔逊·曼德拉在2000年1月3日的《时代》杂志上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这一期庆祝的是世纪人物。曼德拉为《时代》杂志撰文讲述他的老师之一甘地。他的故事被称为《神圣战士》。

纳尔逊·曼德拉谈甘地{"当广岛和长崎的暴力袭击在我们身上爆炸时，他敢于劝诫非暴力;当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秩序使道德变得多余时，他却在劝诫道德;他用集体利益取代了自身利益，但没有贬低自我的重要性。印度是甘地的出生地;南非是他的收养国。他既是印度人又是南非公民。这两个国家都为他的智力和道德天赋做出了贡献，他在两个殖民地的舞台上塑造了解放运动。

他是典型的反殖民主义革命者。他的不合作策略，他关于我们只有与统治者合作才能被统治的主张，以及他的非暴力抵抗激发了本世纪国际上的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甘地和我都遭受过殖民压迫，我们都动员各自的人民反对侵犯我们自由的政府。

直到20世纪60年代，甘地主义的影响一直主导着非洲大陆的自由斗争，因为它产生了力量，并在显然无权无势的群体中形成了团结。非暴力是所有主要非洲联盟的官方立场，南非非国大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坚决反对暴力。

甘地仍然致力于非暴力;我尽可能长时间地遵循甘地的策略，但在我们的斗争中，到了一个时刻，压迫者的野蛮力量已经不能再通过被动的抵抗来对抗了。我们创立了Unkhonto We Sizwe，并为我们的斗争增加了军事层面。即使在那时，我们选择了破坏，因为它不涉及生命的损失，它为未来的种族关系提供了最好的希望。1962年，我在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PAFMECA)的演讲中说:“武力是帝国主义者能听到的唯一语言，没有一个国家不通过某种暴力就能获得自由。”之后，军事行动成为非洲统一组织(O.A.U.)正式支持的非洲议程的一部分。

甘地本人从未绝对、毫无保留地排除暴力的可能性。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武器。他说:“如果要在懦弱和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建议使用暴力……我宁愿用武器捍卫荣誉，也不愿继续做可耻的见证者……”暴力与非暴力并不相互排斥;这是一个或另一个的优势，标签斗争。

1893年，23岁的甘地来到南非。不到一周，他就与种族主义发生了正面冲突。他的第一反应是逃离这个如此贬低有色人种的国家，但随后，他内心的坚韧使他被使命感所压倒，他留下来为受种族剥削的人赎身，为解放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铺平道路，并为新的社会秩序绘制蓝图。21年后，他离开了，成为一个近乎伟大的灵魂。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当他被暴力地从我们的世界带走时，他已经过渡到那种状态了。

神的启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领导者。有些人相信他是受到神的启示，不相信他们是很难的。当广岛和长崎的暴力袭击在我们身上爆炸时，他敢于劝诫非暴力;当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秩序使道德变得多余时，他却在劝诫道德;他用集体利益取代了自身利益，但没有贬低自我的重要性。事实上，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赖是他哲学的核心。他追求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同步互动的发展。

他的Satyagraha哲学是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实现真理的斗争，他认为这是上帝，绝对的道德。他不是孤立地、以自我为中心地寻求真理，而是与人民一起寻求真理。他说:“我想找到上帝，正因为我想找到上帝，我必须和其他人一起找到上帝。我不相信我一个人能找到上帝。如果我知道，我就会跑到喜马拉雅山的某个洞穴里去找上帝。但因为我相信没有人能独自找到上帝，所以我必须和人们一起工作。我得把他们带走。我一个人不能到他那里去。”

他把他的革命奉为神圣，平衡了宗教和世俗。

觉醒:他的觉醒发生在所谓的班巴塔叛乱的丘陵地带，在那里，作为一名热情的英国爱国者，他带领他的印第安担架队为帝国服务，但英国人对祖鲁人的野蛮行径唤醒了他的灵魂，让他前所未有地反对暴力。在那个战场上，他决心摆脱一切物质依赖，全身心地致力于消除暴力和为人类服务。看到被英国迫害者无情抛弃的受伤和被鞭打的祖鲁人，他如此震惊，以至于他从对所有英国事物的钦佩转到对土著和民族的赞美。他复兴了被殖民者的文化，使印度人全面抵抗英国人;他复兴了印第安手工艺品，并将其作为对抗殖民者的经济武器，呼吁“swadeshi”——使用自己的产品，抵制压迫者的产品，这些产品剥夺了人们的技能和资本。

当今世界的贫困，特别是非洲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造品继续依赖外国市场，这破坏了国内生产，阻碍了国内技能，此外还堆积了难以控制的外债。甘地对自给自足的坚持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原则，如果今天遵循这一原则，将对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和刺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甘地比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南非和美国的黑人意识运动早了半个多世纪，他激发了土著智慧、精神和工业的复兴。甘地拒绝了亚当·斯密关于人性是由自身利益和野蛮需求所驱动的概念，并将我们带着非暴力、正义和平等的冲动回到了我们的精神维度。他揭露了“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能富有和成功”的谬论。他指出，有数百万人拼命工作，但仍在挨饿。他宣扬要降级，要效仿kisan(农民)，而不是zamindar(地主)，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kisans，但只有少数zamindar。”

他从舒适的生活中走出来，加入群众的行列，谋求同他们平等。“我不能指望带来经济平等……我必须把自己降低到穷人中最穷的水平。”

从他对财富和贫穷的理解中产生了他对劳动和资本的理解，这使他在相信资本不存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托管的解决方案;它是为了再分配和平等而给予的信托。同样地，虽然认识到不同的天赋和才能，他认为这些是上帝的礼物，用于集体的利益。他寻求一种经济秩序，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在以非暴力(AHIMSA)为基础的sarvodaya中找到了这一秩序。

他否定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和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自然对立的论点，而专注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他相信人类有改变的能力，并向压迫者发起非暴力反抗，不是摧毁他，而是改变他，他停止压迫，与被压迫者一起追求真理。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南非人相对和平地实现了我们的新民主，不管我们是否直接受到甘地的影响。

甘地至今仍是对先进工业社会唯一完整的批判者。其他人批评了它的极权主义，但没有批评它的生产机器。他不反对科学技术，但他把劳动权放在首位，反对机械化篡夺劳动权。他认为，大型机器将财富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而这个人则暴政其余的人。他喜欢小型机器;他试图让个人控制他的工具，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的爱的关系，就像板球手与他的球棒或奎师那与他的笛子一样。最重要的是，他试图将个人从机器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并在生产过程中恢复道德。

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失业经济、少数人消费而大众挨饿的社会时，我们发现自己被迫重新思考当前全球化的基本原理，并思考甘地式的替代方案。

在弗洛伊德解放性的时候，甘地却在控制它;当马克思让工人对抗资本家时，甘地在调和他们;当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思想将上帝和灵魂从社会清算中剔除时，他将社会集中在上帝和灵魂中;在一个被殖民者已经停止思考和控制的时代，他敢于思考和控制;当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几乎消失时，他复兴了它们，赋予它们一种解放和救赎的力量。} -来源:《时代》杂志